一些便携式系统则更为显眼。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不仅来源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故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之。
如果从纯哲学逻辑角度看，论者所指出的具有合理性。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仅仅是过去喊口号的方式，这样也得不到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反而认为蛮不讲理，只有通过讲法理的途径才能获得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即便是使用费和平方式，也才能师出有门，才能真正做到有理、有力、有利、有节。第二，使初学者不仅成为现代市民和公民，还应当是现代法律人。但中国法理学的确存在着诸多不足和挑战，需要法理学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这与部门法研究不太一样。[38]由此法本身无法为其正当性提供更高层面的判准价值。
因此，法理学范畴体系及研究范式的研究可以培养新兴部门法学对自我范畴体系和范式研究的意识，提升其获得独立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学科地位的能力，乃至催生部门法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66]。至于，社科法学学者是否细致地研究了教义学的思想史，是否让他们误解了法律教义学，是否洞察到当代哲学的最新变化等，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法理学者与部门法学者之间、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彼此的论争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此文对于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意义上的法理的学术意义，必要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深刻的问题意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以理性的学术批判，对既有法理学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宗教各教派之间、教徒之间虽然也会有论辩，但只是在具体的问题上，而其对所属宗教的基本教义还是有基本的认同和共识的。
[63] 张文显、马新民等：《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法理分析》，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而作为法学中的法学的法理学而言，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普遍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思辨性自然要求法理学是最讲道理的学科。后来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以哈特与拉兹为代表新分析法学、以麦克密克和魏因贝格尔为代表的制度法学无不是以奥斯丁法律实证观为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与修正。[35]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96页。
权利本位是针对义务本位或义务先定论而言的，由于目前中国法学界对义务本位还是权利本位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权利本位已经成为整个法学界的常识性公理。可以说，法与法学天生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的《法理学》则在绪论中分别介绍了法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职能、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法学的体系与法理学、法学、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习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几部分[28]。当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新变化特征之一就是对过去的本质主义进行反思，乃至解构，在彼此理性的对话中寻求可能的重叠共识，在彼此的理论论战与对话中共同发展，至少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死亡的宣判。
[3]如果仅从这一功能讲，法理学教材应力求学术性、逻辑性、思辨性，应为高深大雅之作。然而，这种研究立场和方法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永恒适用的方法。[21] 黄文艺：《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36] 前注35，张文显主编书，第98-100页。[42]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这种法定程序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法庭辩论。
[52] 参见前注31，张文显书，第369-370页。由此，在法治社会发育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无须在法学院设立一门具有现代启蒙的课程。
中国法理学应当通过回归法理，使法理成为其中心主题、逻辑结构与思维方式，以实现自我重塑。权利本位范式对于帮助中国法理学摆脱阶级斗争范式，使其自身获得独立的学科和学术地位，呈现繁荣发展局面，具有无与伦比的积极意义。
任何社会科学，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学科都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只不过有强弱之分，有意识和不意识之分。第三，着重对法律思维、法学思维和法理思维方式和能力的培养。
如果仅仅将法教义学的讨论视为民法学界和刑法学界的讨论主题，有失偏颇，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作为单向度的参与者，中国往往从自身弱者的角度，探讨如何获取和维护自身的正当性权利。但是，此标准并非判断所有学科的唯一且正确的判准。二、通过回归法理重塑中国法理学 由上可知，在世界范围看，法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死亡是个伪命题，即便是做出中国法理学即将或应当死亡，也是耸人听闻。
由此，从研究角度的流派形成观无法推导出论者所说的中国法理学的主观性和个性多样化导致了理论统一的不可能性。而以法律和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自然也以讲道理为其特征。
第三，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为错综复杂。通过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良性互动，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既充分吸收借鉴人类先进法理智慧与有益经验，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与制度体系，为法治中国提供理论与智慧支撑，为推动世界法治文明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
这些应该在法理学中通过法理的阐释得以体现和表达。如果完全将研究精力放在对这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的论域上，自然是有失偏颇，但如果对此现实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同样也不可取。
[15]可见，论者之所以将此论争视为法理学死亡的论据，是因为他将社科法学等同于法理学，将法教义学等同于部门法学。既有宏大叙事研究，又有对细微问题的深究。这恰恰说明中国法理学被给予厚望，任重而道远。这种责任不仅是物质的帮助和给予，还包括对生态、疾病等人类共同难题的应对，更包括价值理念的、精神层面的引领。
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法学是门讲理的学科和学问，而法理学则更注重讲法理，在整个法学中起到表率和引领作用。[37]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文认为，至少应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法理应当法理学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其整个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美国哲人约翰·罗斯尔的《正义论》、英国的布莱恩·巴里的《正义诸理论》等都对正义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尤是罗尔斯就社会制度正义作了详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将对正义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也引起了哈耶克、诺奇克、麦金太尔等人的广泛论辩。
本文认为，权利本位作为当前中国法理学的范式面临以下挑战与困境：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权利不宜作为以法理逻辑起点的法理学之基石范畴，因此权利本位也不适合作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式。其次，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
